文学启蒙者:穆·阿乌埃佐夫和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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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民族” 杂志 2012 年 第4期封面

P.S.: ҚХР астанасы Пекин қаласынан шығатын       “中国民族” (“Қытайдағы халықтар” ) журналының 2012 жылғы №4 санына  біздің “Әдеби ағартушылар: М.Әуезов және  Лу Шүн”  атты мақаламыз (қытай тілінде) жарық көрді.  Беріліп отырған сол мақаланың мәтіні.

文学启蒙者:穆·阿乌埃佐夫和鲁迅

杜肯·玛斯木汗(哈萨克斯坦)

灾难深重的民族如何才能结束殖民统治、迎来解放获得自由?如何才能不再受外人的凌辱而挺起胸膛与其他民族手挽手齐头并进?何日才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获得自己的尊严?
20世纪初,哈萨克斯坦民众和中国百姓都带着这个沉重、痛苦而又崇高的问题踏入了新世纪的大门。这个社会、政治和精神的现实,也成了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知识分子最急迫的所思所想。无论哈萨克斯坦民族文学的先驱者如穆·阿乌埃佐夫,还是中国新文学革命的旗手鲁迅,都在自己最初的杂文和小说等著作中,原原本本地反映了民族的痛苦而沉重的现实,无情地揭露了统治者愚昧奴役百姓的政治本质。他们在振臂高呼唤醒民众方面,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唤醒民族的“启蒙运动”,是20世纪初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大地兴起的最猛烈且成果颇丰的运动。尽管它们在时间上大致相同,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性质也近似,但由于两国的历史和命运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差异、经济与人文以及社会结构的不同,其运动的方式也具有各自特点。
从穆·阿乌埃佐夫和鲁迅早期的杂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年轻的思想家穆合塔尔·阿乌埃佐夫虽然对被奴役的同胞感到焦虑,有过彷徨,但思维并没有被悲哀所左右,也从来没有对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失去信心。他坚信,黑暗之后是黎明、暴风雪之后是明媚的阳光。年近20岁的穆·阿乌埃佐夫在《人性的根基—妇女》中写道:“人类的在寻找人性的道路上所取得的发展和进步,无不与妇女的状况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没有扫清萦绕在妇女头顶上的臭霾之前,人性的幸福之鸟是不会光顾人类的。哈萨克人如果不想永远的成为侏儒,就必须找准自己的朝向,摆正自己的位置。找朝向摆位置就必须改变妇女的状况!”这是他最早发表的杂文之一。从文章所揭示的深刻思想和痛苦的社会真实,我们不难看出弱冠之年的穆合塔尔的思想深度和知识的广度,而且人生观已经基本成熟。文章的主题虽然是“女权”,但是作者并没有把主题简单的停留在描写妇女的权益上,而是把它摆到了唤醒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关键位置上。
几乎在同时,鲁迅对这一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著作中对中国妇女的悲惨状态进行了剖析。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只是繁衍后代所需要的男人的工具。鲁迅曾发表与中国传统中摧残妇女的“节烈观”有关的《关于妇女解放》、《关于女人》、《我之节烈观》等文章,对当时中国封建社会里歧视妇女、侮辱妇女的传统给予了严厉批判。鲁迅把民众从旧传统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看成唤醒民族的主要途径。
穆·阿乌埃佐夫和鲁迅关于这一题材作品的口径、思路是那样的一致,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境界、智慧、世界观是基本相同的。
我们还可以从他们其他的杂文、小说及翻译作品看出,穆·阿乌埃佐夫和鲁迅为唤醒民族的启蒙运动作了不遗余力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不放弃不退缩,以大无畏的精神通过各种形式、多种方法,坚持了唤醒民众的启蒙运动的方向。
穆·阿乌埃佐夫和鲁迅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杂文、小说及戏剧作品几乎涉及了所有社会生活,勇敢揭露了方方面面的问题。在当时,除了为数不多的同时代先进分子外,绝大多数民众还处在昏睡状态下,他们深知要解决不断前进的新世纪新社会的所有社会问题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他们从自己的人民身上寻找能承载时代要求的精神动力及斗争勇气,并为实现这一目的寻找着便捷而具体的途径。
深谙语言价值、语言技巧的重要性,并能驾驭、发挥语言技巧最大作用的穆·阿乌埃佐夫和鲁迅,几乎涉足了所有文学门类的创作,尤其是犀利而便捷的杂文。
穆·阿乌埃佐夫在当时的各种期刊上发表《哈萨克人与众不同的秉性》、《哈萨克妇女》、《当下哈萨克人的状况》、《哈萨克青年的任务》等多部杂文,将自己对当下民众生活和社会最敏感、最迫切问题的看法及时传达给读者。鲁迅也对时下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和运动,以及与唤醒民族的启蒙运动有重大关系的所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关于妇女解放》、《我之节烈观》、《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等等。
他们一位出生于中亚原野哈萨克游牧民族家庭,一位出生于东亚中国的农耕民族的没落贵族家庭,唤醒民众的思路却是出奇的一致。当然,在这方面,穆·阿乌埃佐夫和鲁迅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杂文,而是根据斗争的需要,应用多种文学形式、通过各种文学形象传达了各自的思想。
穆·阿乌埃佐夫的舞台剧《耶恩莉克与科别克》,描写的是18世纪发生在他故乡的一对恋人真实的悲惨故事。通过戏剧看到自己真实精神面貌的族人,掩起了自己的脸,感到无地自容。此后,他又写了一部舞台剧《大老婆,小老婆》,也是以批判哈萨克旧习俗为主线的作品。作者通过揭示哈萨克阿吾勒里没落人家的状况,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黑暗和野蛮。此外,在他的短篇小说《无助者的困境》中也描写了哈萨克阿吾勒贫苦生活的一角,挖掘了贫困的社会根源。他还将当时社会的不公、由于民众愚昧无知而造成的各种尖锐而复杂的矛盾,妇女被奴役、无婚姻自由的状况、殖民主义者的残暴等,浓缩于20世纪20年代《无助者的困境》、《请看,这故事的情节》等诸多短篇小说中。
在文学创作中,鲁迅也和穆·阿乌埃佐夫一样,坚持两条原则。其一,揭露殖民主义、封建剥削和强权统治;其二,揭露民族自身的愚昧。鲁迅用他的各种文学作品让全世界的人、让同胞、让中华民族认识了汉民族。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鲁迅把汉民族的特征、经历、现实的状况、历史、历史的紧要关头以及形成民族性格的兴衰时期,用他神奇的文学技巧全面深入的展现给了读者。因此,与不读列夫·托尔斯泰就不知道俄罗斯、不读巴尔扎克就不知道法兰西、不读穆·阿乌埃佐夫就不知道哈萨克一样,如果不读鲁迅就很难了解中华民族。
说鲁迅再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并不是说他直接描写了革命和运动,而是通过描写革命和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和农民心理和行为,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无奈和两面性、农民的阴暗面来实现的。这也与穆·阿乌埃佐夫有相似之处。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就是《阿Q正传》。
与哈萨克斯坦的穆·阿乌埃佐夫一样,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抱着皇帝不倒、封建统治不垮台、民众的意识和精神不解放,就无法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启蒙主义者之一。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对有损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社会和政治、精神的疾病,一定会寻找出治病的良“药”。
摘自 “中国民族” 杂志 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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